智慧城市在當前的現實語境和理論語境下都得到極大的關注。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地球理念，2010年IBM在智慧地球理念下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及愿景。智慧城市作為具有可操作性的智慧地球的重要結構組成而迅速興起，歐洲很多城市將其納入重要發展戰略。我國也非常重視智慧城市建設，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文件明確強調，將智慧城市作為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徑。2014年8月正式印發國家發改委起草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正式納入國家建設體系。

　　智慧城市的核心構架

　　如何建設智慧城市是一種政府治理行為問題，但如何認識智慧城市，探討構成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卻是一個哲學命題。智慧城市的核心構成要素很多，其區別于傳統城市顯要的因素在于技術，這種技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技術，而是智能技術，并以信息技術為基礎，形成技術群，集聚了 “物聯網”、“云計算”等核心概念，并以大數據、物聯網和云計算三大部分為支撐技術。

　　智慧城市除以技術優勢區別于傳統城市之外，空間、人等都是比較顯性的要素。但其中，智慧城市有一個核心要素，即作為城市空間運行的動力與血液的“資本要素”往往被忽略。

　　資本的物理空間屬性

　　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要素共同支撐著城市正常協調運行，而城市空間是這些要素最直接的運行載體，各類城市活動所形成的功能區則構成了城市空間結構的基本框架。而資本恰恰與空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資本流動與集聚是借助城市空間完成的。

　　城市空間是資本運行的載體，又是資本累積的重要環節。作為資本運行的載體，城市空間為資本累積提供了場所。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所處時代大批工業城市崛起現狀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化的表達就是工業城市，“資本”的關系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城市發展的靈魂。大工業最初的科學要素和技術要素都是在城市中發展起來的，新興的技術也在城市中轉化為生產力。大量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過剩人口不斷涌入城市，成為資本累積的巨大推動力。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具有一種空間聚合力，使所有有利于發展工業的生產要素包括資本要素都集中起來，并形成空間優勢。

　　城市空間資本化不僅改造了傳統的城市空間形態，還塑造了市場經濟社會。城市空間資本化打開了一個新型空間時代，創造了嶄新的空間存在方式，城市空間被按照功能進行分區。城市空間資本化也可充當強有力的經濟杠桿，帶動城市經濟的擴張，進一步增加社會財富。

　　智慧城市的資本集聚與分流

　　資本一方面依托空間載體不斷增殖，同時反過來會對物理空間產生重大影響。資本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不可忽視，通過投入城市建設之中實現增殖的同時，也不斷催生城市空間的增長與變化。城市房地產熱就是資本邏輯運行的表象化，既是資本流動的表現，同時也催生了城市空間的不斷增長與拓展，成為城市發展的深層動力。

　　對于智慧城市而言，資本更是重要建設要素。智慧城市建設的資本流動，比傳統城市資本流動更體現了技術的風向標，在智慧城市中，資本要素集聚就是資本要素在空間、技術以及資源配置上的優化。因為以資本為后盾，智慧城市作為城市發展歷程的一個嶄新階段，除了實體空間的建設外，還涉及虛擬空間的建設問題。因此資本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資本要素的集聚和流動就成為了一個擺在智慧城市發展面前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智慧城市建設對資本的利用與限制

　　智慧城市建設會帶來積極的期待，利用信息技術以及大量資本集聚優勢智能地感知、收集、分析和集成城市方方面面的運行，并做出相應積極的應對，有效形成城市系統運轉的良性循環，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提供積極有效的便利支持。但智慧城市面臨比傳統城市更嚴重的問題，尤其是資本邏輯作為不可控的因素時，智慧城市建設會形成城市建設的悖論。

　　恩格斯早就看到城市對人性的壓榨和扭曲，并揭露工業城市的弊端。城市中資本和人口的聚集，無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隨之而來的是每個人都在追逐資本的同時變得極端的利己主義。

　　資本之所以如此，在于資本既具有價值，又具有使用價值，資本既表現為社會財富，也是一種生產關系。資本所表現出的生產關系，是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關系，是有產和無產的對立關系，進一步演化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資本一旦產生，其發展的邏輯很難為人所控，甚至資本具備了控制人的能力。求利本性使資本會不遺余力、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代價地去對抗任何試圖阻礙其追求剩余價值、實現價值增殖的行為。智慧城市建設既需要發揮資本集聚和流動作用，又要限制資本對社會關系的統攝。因此，只有將智慧城市的整體建設和其基本構成要素技術、空間、資本等方方面面與人的發展要素協調起來，智慧城市才會彰顯積極的意義。